不断从《摆脱贫困》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③]张践教授突破把政教关系仅仅视为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流行的狭义理解，全面论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政治的三重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论述宗教对三者的作用，形成广义的政教关系论。

司马子反在交战中与敌方私自讲和撤兵，固然是出于仁爱之心，但在当时是违背礼制的。正如有学者所论：在中国历史发展千回百折的进程中，儒家伦理能够维系2000余年，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五常之功不可不谓之大矣。

仁与智都同等重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白虎通义·五经》云:经，常也。以性为五常的根本，五常是从人性中发展出来的。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义是人之为人的道理，具备仁义本质的人就能够很好地与人交往，能够做到忠实、诚信、正直、诚谨而不会伤害别人。

（《论语·卫灵公》）有以仁统智、礼的意思。总之，五常的提法就在贾谊那里完具，在董仲舒那里固定了下来，并初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仁与义、礼、智纵向展开的内在思想结构，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汉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齐之所以不如鲁，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淮南子•齐俗篇》曰：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明儒对民间社会的注视更体现在乡约制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大同理想是儒家对上古历史的有意美化，借以表达其社会理想。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信仰组织中，明清儒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化、民间化和宗教化，大致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

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富贵了不抛弃糟糠之妻，等等。古代礼仪很多，对待父母最大的是三个方面：就是孔子在《论语·为政》所说的：生，事之以礼。[⑥]《许文正公遗书》卷四。

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如三一教就是由明代儒家学者林兆恩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创立的，他援佛道入儒，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在归儒宗孔的基本宗旨下，创立了一种合三为一的思想体系。我是在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对照中提出社会儒学的，认为心性儒学、政治儒学与社会儒学在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中构成一种三元合和关系，社会儒学的基本的含义不外强调儒学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作用和影响。[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0页。

司马光《温公家范》一书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同时广泛选取历代人物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充分讨论了家庭教育的社会意义，把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当作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兴亡的大问题对待，足以说明其重视家庭教育的程度。第三，传承齐家之道，重视家庭建设。

故而《易经·序卦下》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⑨] 邱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孔子通过教诲学生，‘删定诗书，使这个模式产生了社会影响，并日益渗透在广大人们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儒家的小康目标更具引人入胜的力量，是孔子退而求其次的更切实际的努力方向，是通向大同的必由之路。这种与道德、社会和政治相通的个人主义基于一种简单的观念，即整体健全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活力。但至孔子时，鲁由三家执政，也无道。中国古代家庭兄弟姐妹很多，同宗共源，血脉相连，古人有鉴于彼此的血缘之亲而比喻为手足同胞。因此，父母也就是子女的第一任管理者和老师。

关于本章的主题，包咸注：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也。所以紧接着这一段，他又提出了相对于大同世界的小康社会。

北宋吕大临兄弟在家乡蓝田制订乡约，规定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儒家移风易俗为终极理想，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句话如果确有所指，则儒学决不能限于历代儒学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儒学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

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说明当时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顺从。[⑧]《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请问为人弟?曰:敬拙而不苟。《论语注疏》曰：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

[⑤] 本文就是对历史上儒学如何在社会层面展开而形成社会儒学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认为社会儒学是由修身→家庭→社群组织→天下大同的逻辑次序展开的，试图为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提供一种方向性的思路。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是因为有夫妇。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到宋明以后由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政治性教化转向带有浓重民间色彩的社会性教化。笔者在2009年11月12-14日在广东省肇庆抱绿山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社会儒学——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之路》中也从儒学发展史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证，2010年9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有提交了《儒学的社会维度或社会儒学? ——关于儒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一文是前文的主体部分。

这是一种美妙的阐述，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19]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指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

此所谓人道观念，并不指消极性的怜悯与饶恕，乃指其积极方面的像孔子所说的‘忠恕，与孟子所说的‘爱敬[12]原因是家族、宗族涉及到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种关系，为了维护其完整与正常运转，就必须一套价值体系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这套价值体系就是孝悌、忠恕、爱敬等。一个家庭如果仁爱的话，一个国家的人都会有仁爱之心，一家礼让的话，一个也会兴起礼让之风。

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儒家还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讲究孝悌之道。所以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

乡约后来才受政府权力介入的。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